燕归堂沙发

燕归堂沙发 你见过多贵的家具,发生了什么故事?

你见过多贵的家具,发生了什么故事?

你见过多贵的家具,发生了什么故事?

因为极喜欢传统的硬木家具,学生时代几乎跑遍了国内的大型博物馆,以期大饱眼福。

见过多贵的家具,我不敢说;但是国内博物馆但凡有明清硬木家具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观摩了个遍。

一般百姓能够知晓明清硬木家具的传奇故事,我们不得不感谢中国明式家具研究之父王世襄老先生。

王世襄老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收藏家,他常在各种场合说自己的收藏物件,“大多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难有重器剧迹,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残损物件儿”。

由此我们却不难窥知王世襄老搜购明式家具之途。确实,王世襄老所搜之明式家具大多都有些残损,而这往往能让他用很少的钱买到自己的心仪物件儿。所谓心仪,除了造型独特能作为明式家具一方代表之外,还可以从破损处知晓家具的内在结构。此处看来,王老搜购老旧物件儿的主要目的还是供其治学研究所用,我想这也大概是他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的一个重要缘故吧。

还有,王老之所以能多搜购残损的明式家具,除了经济上常不能满足搜购重器剧迹外,还在于他善于结交精通木工技艺的巧匠哲师,帮助他将残损的家具修整玩好。时间一长,他自己也逐渐成为修复残损家具的行家里手,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拆卸组装自己所搜购的明式家具。这点刚好是他研究明式家具的一条途径——注重实物与匠师技艺相结合

。对此,与王世襄老有总角之交的朱家溍先生曾说:“世襄十分重视木工技法和保存在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因为这样的活材料是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的。

他和鲁班馆的老师傅们交上了朋友,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面对着不同的家具,一个个部位,一桩桩造法,仔细询问,随手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再整理,不懂则再问再记,直接了然于心。”

虽然王世襄老常常说自己所受藏品“难有重器剧迹”,但当人们翻开他的巨著《明式家具珍赏》或《明式家具研究》时则会发现,属于王世襄所藏者,既有明宋牡仲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四具成堂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成对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及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等传世重器

,就连诸如柜、架、几、镜台、滚凳等亦有诸多精品。

对世襄老所藏家具,朱桂老之子朱家溍先生曾评价说:“他收集到的实物,只不过是所见的极小一部分,而经过十年浩劫,幸存下来的尚有八九十件。就全国乃至世界上的私人收藏来说,世襄所藏即使不是数量最多,也是质量最好、品种最全的

”世襄老在应邀为《明清家具集萃》作序时,也坦承自己所收藏家具“仍被许为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重要之家具收藏之一

”。

世襄老的明式家具能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一定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其藏品数量之多,还在于其藏品中有诸多重器剧迹,我们可以在世襄老为《明清家具集萃》所作序言中可窥探一二:

日本投降后,回到北京,开始调查采访传统家具,遍及收藏名家、城乡住宅、古董店肆、晓市冷摊。以明式家具为主题从事述作他之愿逐渐形成。为统计品种形式,领会风格韵趣,观察用料用材,绘制榫卯结构,不能须臾离开实物。爱好日增,遇有铭心美器,亦不惜倾囊以求。四十余年,搜集与研究同步并进,除文革期间外,虽在极端困难下亦未尝少辍。

四十年间,经世襄老过目的明清家具,或整或残,数量当以万计。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八十件明清家具,只是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这些家具都曾见证过王老的几番渡劫,早已成为他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尽管它们搬进了宽敞明亮、富丽奢华的博物馆新居,得以舒展曾经盘曲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腰身腿足,世襄老也一直牵挂这批相伴一生的家具,也时常不顾自己年迈龙钟的身体奔赴上海去看望它们,我想这批家具因为老父亲的时常探望抚慰而变得更加光彩璀璨吧!

世襄老曾在《捃古缘》一文中,述说着藏品与藏家其实是有前世今生的不解之缘的:

搜集文玩器物,不论来源如何,价值多少,总有一个经历。经历有的简单平常,有的复杂曲折,有的失之交臂,有的巧如天助。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前人往往将它说成是“缘”,颇为神秘,仿佛一切皆有前定。

不妨,我们就来说说,王老在搜购明式家具中的几个动人小故事:

一次,世襄老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内一回民老太太家中瞧见一对杌凳,这对杌凳虽然藤编款屉己经残破少存,裸露出两根弯带及将它们连在一起的木片,但是并没有被改成铺席硬屉而伤其筋骨,特别是那无束腰、直枨、四足外圆内方的造型,不仅用材粗硕,而且带有极为明显的明式家具那种朴质和简练风格,这让世襄老一见倾心,非常喜欢。世襄老提出要购买这对小杌凳时,那位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二十元,之前打鼓王四想买,却只给十五元,没谈拢没卖给他。”闻听此言,世襄老立马掏出二十元给老太太,老太太见世襄老迫切想要而没还价,又改口说:“价给够了也得等我儿子回来,否则他会埋怨我呢。”

世襄老只好坐等老太太的儿子回来,可是直到天黑也不见老太太的儿子身影;便悻悻然地返回城中,准备过两回后再来买它们。不曾想,两天后世襄老路经东四牌楼一家挂货铺门口时,却发现打鼓的王四正坐在那对小杌凳上,世襄老当即上前询价购买,王四开价四十元,世襄老还是不曾还价表示要买。天不遂人愿,这次世襄老又忘记了带钱,不仅不能当即付款连定金都没有。等他回家取钱返回时,王四却将那对小杌凳又转手卖给了在红桥经营硬木生意的梁家兄弟。这买可好,梁氏兄弟买杌凳并不是要当作物件转卖,而是拿它们当脸盆架使用,无论世襄老怎么劝说收购,梁氏兄弟就是不卖给他。

求而不得的世襄老,隔三岔五就来梁家商量购买这对心仪的小杌凳,历时一年,世襄老为这对小杌凳竟然跑了二十来趟,终以最初老太太要价的二十倍即四百元买了下来。

世襄老之所以看重这对小杌凳,我们可以从《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可窥其神韵。

还有一次,世襄老经营珠宝玉器商场青山居设在花市胡同的管理处串门,发现楼梯下一具显得特别厚重的独板面铁力五足大香几,上面随意摆放一些保温瓶、茶杯、茶碗等日常生活用具,时常洒出的开水已将香几面烫花了,世襄老就此明白该管理处并没有将香几当回事,便提出想购买这件铁力木香几。当时这件香几归集体所有,管理处表示不能擅自将其出售,世襄老又只能败兴而归。

两年后的一天,世襄老忽然在地安门桥头曹书田开设的古玩铺里看到这件香几,询问后方知青山居管理处撤销后,便将一些破旧家具托付给这里进行处理变卖,因这件香几是铁力木材质,世襄老才得以不高的价格将其购买。

购得香几后,世襄老当即租用三轮车,抬上车后怕对其有所损坏,世襄老不仅用两手紧握香几的牙子,竟还将自己的双脚垫在香几的托泥,以致两脚面被托泥硌出两道深窝也未感到疼痛。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世襄老经吴学荣介绍前往广渠门附近一位曾经从事古玩行家中,购买一只明万历缠莲八宝纹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当世襄老装好车后,发现车上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只好乐呵呵地徒步在后推着车回家。

这种虽历经艰辛却能成功搜购到心仪物件的例子,世襄老并非每次都非常幸运,有时虽历经波折依然不能如愿。求而不得之下,世襄老只能请求物主容他进行“绘图记录”。即便如此,也时常有遗憾和碰壁之事发生。有时候,在鬼市晓摊见到心仪而又被他人买去的家具,既不被容许画图,也不可能准许拍照,即使想进一步探寻,也十有八九空手而回。不过,知晓世襄老对搜求家具如此痴迷用心,一些倒卖家具的掮客也时常会携带器物到世襄老家中兜售。比如德胜门外马甸晓市一高姓掮客,就曾特意将一件小交杌送至世襄老家中,并由此引发了一段故旧深情的往事来。

关于这段深情往事,我们来看看杨乃济先生在——“大雅大俗”的巨著之《明式家具研究》一文中的深情述说吧!

大约在1962年末,当时我正着手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一项专题,为此去美术家协会拜访了郁风先生,经她介绍才认识了闻名已久、相见恨晚的世襄先生。记得初次登门,首先为陈设着的家具的精美而惊喜,继而被主人对家具癖爱的执著,为搜集它不辞艰辛,即使到了黄河还不死心的那种精神所感动。由于当时我已有了一段出入鲁班馆的经历,所以双方很快就以鲁班馆的语言交谈了起来,渐至满口“搭脑”、“托泥”、“矮老”地谈得入了港。从那以后,我成了芳嘉园的常客,并曾测绘、拍摄过一些藏品(后来大部用于刘敦帧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的插图),但更多的是向先生请教。请教之余也向先生通报自己的见闻,如收入《明式家具》图版的几件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就是我去津查访后报告给先生的。

大约是1964到1965年间,曾有几个月的时间为先生绘制了一些线图,但这些图毁于十年浩劫中,未能用于本书。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因此当“文革”前夕我被放逐广西时,先生和袁垄献夫人,苗子、郁风先生夫人共治酒肴为我伐行。就在那个晚上,先生把他随地可坐又便于携带的黄花梨小交抓赠我留念。我原不愿把先生的藏品拆散,但当行将放逐,在一种“寂寞残魂倍黯然”的心情下,我也颇难拒舍这个睹物如见人的念物了。有幸的是这念物和先生的其他藏品终于闯过了劫难,我也几经奋斗返回了北京,因此当先生编著《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为小交机拍照时,我坚持完壁归赵,使它回到先生那里。因为大家既都已回京,便失去了赌物见人的原有意义,把完整的藏品拆散,更是我所不愿的。但先生还是把这件藏品署在我的名下,结果书出之后却招致一些人来探询我的收藏。这“其实难副”的苦衷一直有如骨硬在喉,到今天方得一吐为快。

接受王世襄赠送小交机的杨乃济先生,也许当时没有想到世襄老当时愧疚于他的心理,只是当作“睹物如见人的念物”接受后,便随身携带着前往广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去了。再后来,杨乃济先生与王世襄分别从各自的“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当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珍赏》借用这件小交机拍照时,杨乃济先生曾因其“念物”的意义已经不存而表示要物归原主,而王世襄不仅没有接受,还在《明式家具珍赏》相关插图及收藏者一览表中注明为“杨乃济藏”的字样。这让杨乃济先生颇有“其实难副”和“如便在喉”的感觉。随后,在王世襄所藏全部明式家具捐藏上海博物馆后,他便再次携带这件小交机亲自送还给王世襄,以示对老友之慰藉:“你的家具都已没有了,不感到有些关落吗?”于是,这件见证两人深摩情谊的小交机又回到了王世襄的俪松居。后来世襄老也将这件小交机赠送给了上海博物馆,其心愿就是不想让自己所藏的全部明式家具离散不聚。

今天,在上海博物馆那装饰富丽精美的专门展厅里,曾由世襄收藏过的共八十件明式家具正在得到最完美的保护和参观者的羡赏,而参观者也许并不明了其中那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交杌却记录着这样一段故旧深情,想来这真是收藏界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味的往事。

其实,以王世襄如此执着长久地搜购,他所藏的明式家具本不止捐藏上海博物馆的那八十件,这只是“文革”之初被禁载而去后来再归还时的数量。然而,即便只是这八十件家具,当也给王世襄的居室增添了极大负担,以致他不得不将其中大件拆开叠摞起来。因为原本这三进四合院,后来属于王世襄夫妇和他八十件明式家具的只有中院三间北房,而这三间北房不仅不足让这些精美的明式家具舒展腰身,就连王世襄夫妇就寝睡觉之也被挤占得极为局促。好在王世襄历经多重磨难后变得乐观豁达,只是他依然把那些明式家具视若生命一般珍爱,就连1976年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几乎所有人都自愿或按照规定搬出居室防震时,他依然与那些明式家具不离不弃,甚至与两件款署明万历年制的大柜“合而为一”,当然也有节省居室面积以作他用之意。

世襄老的藏品收藏过程本已有诸多妙趣奇缘,哪曾想赠遣藏品也颇与众不同。

王世襄老的八十件家具入驻上海博物馆,其实也还有一段比较离奇的过往。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襄老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芳嘉园老宅面临私房改造,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实施这项工程时,曾有政策规定说,凡出租房屋满十五间者便将所出租房屋收归公家所有。当时,世襄老已有十一间房屋出租,因不够私产归公这一今天看来属于严重违法之荒谬政策,房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便极为动员世襄老将存放明式家具的那几间厢房腾出来出租他人,并声言如果不出租的话,便占用这几间厢房开办托儿所或街道食堂。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世襄老只好将诸多明式家具拆开堆放进三间北房里,将那几间厢房腾出来出租他人。从此这几间厢房也就不再属于他自家私产所有了,就连世襄老和老伴袁荃猷也只能蜗居在一间正房中。

此后,更让世襄老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北房后墙居然成为入住原属王家后院的那五户人家之厨房后墙,而那五家住户的小厨房均以油毡覆顶,且距离堆放明式家具的那三间北房屋檐只有一米之远,一旦有一家厨房不慎失火的话,王世襄历时数十年收藏之明式家具和那北房都将付之一炬。

面对这一危险急迫之情况,王世襄虽然多次找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及文物保护事业行政管理部门反映,但是得到的都是近乎敷衍了事之答复。恰巧,这时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且辟有专门的家具展厅,只是没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于是,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和汪庆正两位馆长便找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委托其向世襄老说合,希望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寿礼,为世襄老庆祝八十寿诞之名义,将其所藏明式家具捐赠拾上海博物馆。

对于上海博物馆的这一美意,王世襄虽然也表示认同,但是他似乎更能体谅刚刚修建完工的上海博物馆在经济方面之难处,而即将居无处所且家无余资的王世赛又实在不能将其无偿捐献,世襄老便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采取国外个人捐献文物的通用之法,即由企业家出资从藏家手中购买藏品后再捐献给博物馆。世襄老还明确表示,只要出资者不私存一件藏品全部捐献的话,其所出资金只要能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他便将收入《明式家具珍赏》中属于自己所藏之明式家具全部转让。对于世襄老的这一合情合理且极为可行之建议,上海著名印人吴子建先生希望自己能够促成此一大有功德之事,随即先是找到新加坡一傅姓华裔朋友,商谈未果后又找到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长庄贵伦先生。这位庄先生祖上曾在上海开创过极为辉煌之事业,当时他正思索何以回报上海这一祖上发家致富之福地,今有好友吴子建先生献此良缘美意,遂毫不犹豫地与世襄老达成协议。就这样,庄贵伦先生以区区五十万美金买下王世襄所藏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赠上海博物馆,了却其多年之夙愿,而世襄老也用庄贵伦先生所出那不足七十九件明式家具当时市值十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了芳草地这所公寓住宅。

当然,最让世襄老感到欣慰和幸福的,则是那七十九件明式家具终于有了一个永久安定的家。

说起这件往事,若按当时与庄贵伦先生所约定,世襄老所藏四具一堂之牡丹纹紫檀大椅,只有一把两次出现在《明式家具珍赏》图录中,其余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约定不必捐献出来,而王世襄则因不愿看到一堂四把紫檀大椅被拆散,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出捐赠了。至于如今上海博物馆所收王世襄旧藏明式家具是八十件而非原定之七十九件,那就要加上那只署名“杨乃济藏”却代表了世襄老和杨乃济先生的小交机了。

话说回来,作为一名传统器物文化的集大成者,世襄老搜购家具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收藏和保护家具,更在于进行学术研究。他对文物藏品一直主张“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淡泊胸怀,且始终认为藏品的真正价值在于从中获得独特的学识和欣赏的乐趣。至于藏品能否永久归己收藏,则不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

。这也是他愿意以一套居所的资金把自己的80件家具藏品全部转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根本原因吧!